毗曇的文獻源流——《阿毗曇心論講要》序言之一
從佛教的文獻說，毗曇（論藏）是三藏之一。現存小乘各部的毗曇種類很多，其中比較有組織的，在北傳的佛典裏有說一切有部的身（《發智論》）、足（《法蘊足》等六足）七論，南傳的佛典裏有上座部七論（《法聚論》等），此外還有部派不明的《舍利弗毗曇》（內有五分）。這些雖然各成組織，但每類組織的來由已不易說明，各類相互間的關係就更難言了。現代學者，對於這方面的問題，始終在探討著，只是還未能得到定論。我們以為要解決這一難題，必須上溯毗曇的本源，才會有比較合理的答案。
據佛家的傳說，毗曇（對法）即對佛說法的解釋，它的製作是起源於佛世的。佛的說法，有時帶有分別解釋法相的意味，即是毗曇的雛型。相傳當時大迦旃延那嘗撰集這一類的教說，並略加解釋，成為佛說毗曇，呈佛即可，而成定本（見《分別功德論》卷一，又《撰集三藏傳》），這就是所謂九分毗曇（《大智度論》卷二稱此論為「毗勒」，即藏論）。九分的名目，在圓測的《深密經疏》（卷二）《仁王經疏》（卷一），引用真諦的《部執論記》，曾舉了出來，即是分別說戒、分別說世間、分別說因緣、分別說界、分別說同隨得、分別說名味句（名句文）、分別說集定、分別說集業、分別說諸陰（蘊）（《俱舍論法寶疏》卷一，說及九分毗曇，列名稍異，但未詳所據）。這些名目的意義，可從真諦別的譯書和唐譯本對照而知。如真諦譯《俱舍論》中有「分別說世間」一語，在唐譯本裏作「世施設」，由此可知「分別說」相當於「施設」。又在真諦譯《顯識論》及《隨相論》裏，都有同隨得一詞，對照唐譯，是說種子習氣的聚集，大同於隨眼。集定、集業，即是雜定、雜業之義。至於九分的分量，據真諦說，各份皆有六千頌，九份合有五萬四千頌。在《大毗婆沙論》（卷七十四）裏，說到八萬法蘊即八萬法門，每一法門各如《法蘊足論》之量有六千頌。這正當於九份最末的諸蘊份，從此也可以見出《法蘊足論》和九份的關係。
解釋九份毗曇的，相傳最初有目犍連、舍利弗二大家。目犍連的解釋是隨文而解或決擇要義，舍利弗的解釋則以義歸類；這有些像中土《春秋》經之有三傳並行，遂為後來各種毗曇著作的張本。其中舍利弗的釋文尤為重要，他以義區別佛說成了問、非問、攝、相應、處所五分，後來流傳其節略本，即是現存的《舍利弗毗曇》。又北傳的《品類足論》也是依據它改編而成（此論為北傳毗曇中主要的一種，相傳為世友所作，實則「五事品」是世友之作，餘品則是各家之言）。目犍連的釋文，現只存北傳的《法蘊足論》一種，當於九份之末份，其餘八份都失傳。至於迦旃延那原來的釋本，北傳毗曇中《施設足論》即從它蛻化而成。但此論漢譯本只有因施設一門（相當於九份之分別說因緣份），此外世間施設門（相當於九份之分別說世間份）只存名目。藏譯本具備世間、因、業（相當於九份之分別集業份）三施設，其餘也散失了。只在《大毗婆沙論》裏引《施設足》之文有不屬於漢藏譯本所見者，應該即是已經散失各份的片段。另外，在北傳毗曇中有《立世阿毗曇論》，像是從九份中分別說世間份集成的一種。又有《佛說阿毗曇經》，原有九卷，今存兩卷，文字不很連貫，像是從九份中分別說戒份集成的一種。
以上是說毗曇文獻流傳的大概，明了這些就可以談《阿毗曇心論》在全部毗曇中的地位。
推原佛說的九分毗曇，現已不可得見，從它派生出來的各種毗曇，現亦零落不全，而且異義紛披，很難得其真相。幸而現存《阿毗曇心論》一書，實際具備九分毗曇的雛形，並還兼採各論的精要，它實是一種毗曇提綱之作，極可珍貴。這部論是法勝所法，從曹魏時（第三世紀）來中國的西域僧人，即十分稱贊它。其後百餘年，到道安師弟才請譯師翻出，經過慧遠刊定成為定本，還替它做了序文（收在《出三藏記集》卷十）。那裏面略述譯家的說法，以為此論「管統眾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其人以《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是以採其幽致，別撰斯部」。從這些話，可見法勝之作此論是要對《阿毗曇經》提要鉤玄的。不過隋唐時的學人如吉藏等，不明《毗曇經》的原委，錯認《心論》是《大毗婆沙論》節要之作。這大概是不很清楚原來有那樣巨大篇幅的《毗曇經》，一見到廣大毗曇字樣，便想到《大毗婆沙論》，因而誤解。如依真諦所傳，《阿毗曇經》全部九份有五萬四千頌，以五百頌譯作一卷計算，也應有百餘卷，其份量實較舊譯（梁代譯）《婆沙》為多，所以序文有廣大難究之說，並非無據。
現在再從《心論》的結構上看，也見得它的殊勝。《心論》結成二百五十頌，區分為十品。從第一「界品」到第八「契經品」，是根本部分，名稱與真諦所傳九份毗曇之說相應。只對九份沒有涉及戒品，這大概是後人將這品材料歸到戒律中去處理的原故（同樣從《阿毗曇經》撰出的《甘露味論》即有戒品）。本來佛說經中，有法有律，並未分別得那樣界限清楚。就像《增一阿含》裏，即夾雜戒經之說。從前道安對於譯家不知道簡別這一部分省略不譯（因印度習慣，這部分不容許沙彌和白衣同看），還有過責備。可證佛經中法律俱備，而釋經的毗曇也就法律俱釋了。後來編纂三藏的人，替它們分別歸類，關於說法的歸入毗曇，說律的歸入毗奈耶，這樣後世論師也就略去戒品不放在毗曇內說了。
《心論》的主要八品是界、行（因）、業、使（同隨得）、賢聖（世間）、智、定、契經（諸陰），這些和《毗曇經》九份的名目大同，只次第略異。九份中原譯有定而沒有智，似乎不可解，但細尋其故，乃知是翻譯上的錯誤，已另譯為名味句了。因為梵文中「味」字為便繕那（Vyañjana），「慧」字為般羅若（Prajñā），這兩個字前一部分形狀相近（就悉曇的書法而言），後一部分的聲音又大同，所以會傳寫錯誤，翻譯的人乃隨之誤翻（譯家對這個字亦有些懷疑，所以特別加註說，這非飲食之味，乃文句之味，味即是「字」）。由此，《心論》主要的八品，實際和《阿毗曇經》的八分相符。這一層久已無人領會，假使沒有保存真諦的舊說，恐怕經論的源流，再也辨別不出了。
另外，從《心論》所談的義理上看，實際是兼採各種毗曇的長處的。像開頭「界品」用三科的區分來談有為法，是用了《舍利弗毗曇》解經的特點；「契經品」用識、智、使三門來解釋諸蘊，又採取了《品類足論》解經的方法；這些都是選取成說，它之名為「心論」就還不只限於一《毗曇經》的要義了。
還有《心論》的體裁，全篇韻文，也算是獨創。慧遠依著譯人的贊揚，稱為擬像天樂。現在此論的梵本不存，它的聲韻之美，難以領略，不過就從它蛻化而成的《俱舍論頌本》而觀，也可間接地知道此論頌文的優美（《俱舍論頌》即是從《心論》、《雜心論》輾轉改訂而成，博得當世「聰明論」的稱號）。這因為佛說九份教或十二份教中間的頌，大都和經文有關，而多重述義理為之。頌的體制很嚴密，音節格律不能稍亂，這比較中土的律詩為難工。如用義理來作頌，選字酌音還比較容易，至於律、論，主要運用法相名數的，造頌就覺更難，所以十二分教中戒分論分很少有作頌的。各種毗曇先無頌體，法勝獨首創之，可見其工力之深。在曹魏嘉平中（公元二四九～二五三年）西域僧曇柯迦羅初傳戒本來中土，他就曾自述，開頭學習外典，精通文辭，曾自負沒有難解的文章。後在某寺見到《心論》，反復不得其解，心裏很為奇怪，及請寺僧解說，乃嘆服佛法深廣而發心出家（見《高僧傳》卷一）。因此，《心論》在內容上和形式上都達到上乘地步，它之能馳譽全印度，並影響於後世的毗曇並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