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壇經講記》

自在本（福慧）講堂宣講《楞嚴》（經）以來，迄今忽已將近三年，或有以為講了很久，或有感到相當厭倦，在我亦覺講得不太理想，因為經義未多發揮。所以如此，一因經文實在太長，二因每週僅講一次，有時他方大德來星，請為諸位開示法要，有時自己業重生病，不能講說，所以感到非常慚愧，現講《六祖壇經》，全文只一兩萬多字，比《楞嚴》短得多，雖說文不太長，但為諸位易解，要講一個時期，希諸位耐心聽。我是依經講經，既不善說故事，亦不會講笑話，聽來會感枯燥！但敢保證，我所講的，是以佛法說佛法，決不耍花招，要諸位鼓掌！

一　《壇經》的宗要

中國所傳大乘佛教，過去分為八大宗派，為學佛者所共知，到現代將之綜合為三大系，是太虛、印順二大師所安立的，二大師安立的名稱雖有不同，但大乘佛教有三大系，亦為現代學佛者所共識。現在所講《法寶壇經》，在三大系屬那一系，由於學者觀點不同，納之那系也就有別。有說達摩禪傳到中國，因所傳的《楞伽經》，為唯識所依六經之一，經中所說很多契合唯識宗義，禪宗雖說多次演變，但「悉與印度大乘瑜伽之說相關」，所以就說《壇經》思想符合瑜伽，當然應屬虛妄唯識系。有說達摩所傳南天竺一乘宗，是承般若法性空的思想，因南天竺是龍樹弘揚性空的區域，而達摩是南天竺人，又出生於龍樹後，受龍樹空的思想熏陶是必然的。龍樹學出於般若，觀行在於掃蕩一切妄有執著，達摩所傳《楞伽》，亦以破除妄想為著眼點，就說《壇經》思想符合空義，應該屬於性空唯名系。兩說固有它的意義，但實際說來，《壇經》與《楞嚴》，俱屬真常唯心系，因達摩傳法慧可，亦以傳授心地法門的宋譯四卷《楞伽》給慧可，而宋譯《楞伽經》，是求那跋陀羅譯，此師除譯《楞伽經》，還譯有《勝鬘經》、《法鼓經》、《央掘摩羅經》等，皆是真常唯心思想。達摩既以四卷《楞伽》作為印心聖典，可知是屬真常思想。有些佛教學者，認為印度只有性空、唯識二大系，不承認真常系亦為佛法。但從所傳經典看，真常思想實為大乘佛法的一系，說它不了義是可以的，說它不是佛法則不可，因這系的思想，在中國佛教界，不但流傳很廣，且流傳亦很久，並為佛法者極為信奉，假定沒有它的真義，古今大德為什麼廣為弘揚？特別是此系所說修行之道，如能如法去行，得成無上菩提，不會成為問題，否認此系，不論怎樣否認，是都否認不了！

二　《壇經》的版本

《壇經》在中國及佛教界，確實受到相當重視，但是它的版本，有著多種不同，名稱亦極不一：《壇經》，是最短的一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密教六祖惠能大師於詔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是最長的一題。在這短長二題之間，還有稱為《六祖壇經》，或稱《施法壇經》，或稱《法寶壇經》，或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或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等。關於題目，到下再說，現先略說版本不同。

《壇經》流行，最初只有一個版本，就是當時六祖說法，由門人法海記錄下來，也就是現在所講的版本，因是現代在敦煌之所發現，所以有人稱為敦煌寫本，題目雖很長，但字數不多，只有一萬二千餘字，文字相當樸質，錯字別字亦多。雖說是六祖當時親口所說，但無可否認的也有後人所加進去的。其次是唐朝時代惠昕改編的《六祖壇經》，比法海記錄本多兩千餘字，共有一萬四千多字。南宋紹興年間，晁子鍵翻新刻於蘄州，後流傳日本，由興聖寺再刻印行，亦稱日本興聖寺本。第三自稱是曹溪原本的《壇經》，比惠昕本遲了許多年，字數多到兩萬多字，比法海本《壇經》，整整多了一倍。是由北宋僧人契嵩改編，所以稱為契嵩本，或說元代僧人德異於公元一二九〇年刊印，亦稱德異本。第四元代宗寶禪師改編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字數同樣有兩萬多字。宗寶版本的出現，比惠能示寂後，遲了五百多年。同樣是六祖說法，版本所以不同，字數有多有少，是就顯示《壇經》不斷演變，內容多所改纂，增減有所差別。印順大師在《中國禪宗史》，第三節說到《壇經》的變化：『從《壇經》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過二次重大的修補。此後，流傳中的《壇經》，不斷的改編，不斷的刊行，變化是非常多的……《壇經》的各種本子，從大類上去分別，可統攝為四種本子：敦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至元本，亦名德異本，因是德異在元代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所刊行的。印順大師又說：『與德異本相近的，有宗寶本……從內容看來，宗寶本與德異本，組織上最為一致』。有關版本問題，是歷史的問題，說來話很多，在此不多說。

三　《壇經》的題釋

佛教向以佛陀所說言教為經，其他任何佛子說法，不論印度論師，或是中國宗師，其言說，或稱論，或稱疏，或稱註，或稱解，或稱記等，絕對不可稱經，以示對佛言教特別尊重。現六祖所說亦稱為經，當是出於後來學者的推崇。六祖言教，雖極淺白易懂，如無重要內容，怎可被尊稱經？近代歷史學家錢穆在〈六祖壇經大義〉一文中說：「依照佛門慣例，佛之金口說法始稱『經』，菩薩們的祖述則稱『論』。只有惠能《壇經》卻稱『經』，此亦是佛門中一變例，而且是一大變例，這一層，我們也不該忽略過。若說《壇經》稱『經』，不是惠能之意，這又是一種不必要的解說」。六祖稱為祖師，現說其言是經，當極尊敬。

《壇經》所以稱「經」，其義已經略說，現在繼續講「壇」。六祖在大梵寺說法傳禪，是在「壇場」坐高座宣說而來。《中國禪宗史》第六章有說：『如《傳法寶紀》說：「自（法）如禪師滅後，學徒不遠萬里，歸我法壇」。《歷代法寶記》說：「荷澤寺神會和上，每月作壇場，為人說法」。《壇語》也說：「已來登此壇場，學修般若波羅密」……這是稱為「法壇」與「壇場」的理由，也就是被稱為《壇經》、《壇語》的原因』。

佛教用「壇」這字很多，如出家二眾受具足戒的壇場，稱「戒壇」；唐開元年間傳來密法，弘密者的傳授密法，修持密法地方，稱「密壇」；至佛法行者禮懺懺悔，有「懺壇」這名字，現在僧人為人禮懺，也說佈置「懺壇」。《中國禪宗史》第六章又說：『「壇」是道場的主要部分，是陳設佛像、經書，莊嚴供養的。依天台家所傳，懺悔也與歸依、受戒、坐禪等相結合。神會的《壇語》，說到「道場」，又說到「壇場」，這是懺悔、禮拜、發願、受戒，傳授禪法的地方。凡懺悔、受戒、傳授密法，都有「壇場」。唐代禪者的開法，也在壇內進行授戒、傳禪，這就是「法壇」或「施法壇」了』。惠能說法稱為《壇經》，原因就在於此。

「南宗」是對「北宗」而言，因佛教，特別是禪宗，向有「南宗、北宗」之說。「南宗」是惠能所傳的禪，因他當時住在南方廣東曹溪寶林寺弘揚禪法；「北宗」則是神秀所傳的禪，因他當時住在北方江陵當陽山玉泉寺弘傳禪法。南能北秀皆弘傳禪法，當然都是禪宗大師。但有人說：可以稱為禪宗的，只是惠能所傳的禪，至神秀所傳禪，只可稱為禪學，不得稱為禪宗。這只可說是一種看法，是否如此當然別論。「頓教」是對「漸教」而言，這個說來話長，到〈頓漸品〉再詳分別，現姑不談。

《中國禪宗史》第六章對此總題作極明白分析：『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是說者（惠能）與說處（大梵寺）。《施法壇經》，是一部的主名。「人法雙舉」，是經典的常例。「摩訶般若波羅密法……兼受無相戒」，是標舉法門的內容……「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還有「南宗頓教最上大乘」，與經末的「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相合』。這將整個題目一字不漏的，分析得極清楚，實是非常難得！至一般所說《壇經》，是最根本而又公認的名稱，所以談禪宗典籍大德，都直稱《壇經》，因《壇經》這名，是最簡單而又最易說出。

四　《壇經》的品目

自《壇經》流行以來，原本大有改變，或因潤飾文字，或因語句增損，是以歷代以來，版本有所不同，品目也就有異。如現在流行的《壇經》，計分〈行由品〉乃至〈付囑品〉的十品。另有一種「德異」本，只舉〈悟法傳衣品〉、〈釋功德淨土品〉、〈定慧一體品〉、〈教授坐禪品〉、〈傳香懺悔品〉、〈參請機緣品〉、〈南頓北漸品〉、〈唐朝徵認品〉、〈法門對示品〉的九品。品目雖有不同，內容無何差別。分品好像分科，各人有所不同。復有一種「興聖」本，將品分為〈緣起說法門〉、〈悟法傳衣門〉、〈為時眾說定慧門〉、〈教授坐禪門〉、〈說傳香懺悔發願門〉、〈說一體三身佛相門〉、〈說摩訶般若波羅密門〉、〈問答功德及西方相狀門〉、〈諸宗問難門〉、〈南北二宗見性門〉、〈教示十僧傳法門〉的十一門。較明藏本多一品，較德異本多兩品。比觀三種版本所分，「興聖」本依《壇經》內容，門門很清楚的分別，使人看了對內容更易了解。諸品或諸門的內容怎樣，到講經文時，按品目再說。在此所要說的，就是各種版本，多少有所出入，目的在使《壇經》，說得更為圓滿。如宗寶在跋文說：「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因此，證知《壇經》版本很多，分品因而有異。

五　《壇經》的真偽

《六祖壇經》，是以白話文寫成的一部經典，在中國佛教界，確極受人重視，可是到了現代，有人本於考據，說這不是六祖思想的闡述，而是神會的著作，因而在中國學術界，特別在佛教界弘法大德中，認為此說不能接受，於是掀起軒然大波，引生激烈諍論，諍論的焦點在《壇經》究是什麼人作的，這確是個重大問題。向說《壇經》是惠能說，現突有人說不是惠能說，怎不引起諍論？特別是維護正統的大德高僧，不但認是惠能口說，且說這是生命的智慧，當要起來力爭是惠能說。

考據者說：「我在巴黎、倫敦，發見了燉煌寫本中有關神會的作品。在東京，知道了燉煌本《壇經》。他加以整理、比對，而論斷為：燉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其盡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這種大膽的說法，當然不能獲得學術界、佛教界同情，所以有錢穆先生的〈神會與壇經〉、印順大師的〈神會與壇經〉的兩篇佳作，給予考據者一個評破，將考據者所說〈明顯的證據〉，〈更無可疑的證據〉，〈最重要的證據〉，證明《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論斷。可是考據者論斷所舉的三個證據，皆為印順大師亦從歷史舉出最有力的理由，顯示其皆錯誤！

名歷史學者錢穆先生，在所寫的〈壇經與神會〉一文中，說考據者所用考據，不但持論過於偏激，「凡言禪皆本曹溪，其實皆本於荷澤」。「這個論斷，實在太大膽，可惜沒有證據」。考據者所說，當不能成立。歷史學者在另文中又說：「去歲整整一年，正好研讀這本代表佛家思想中國哲理化，也代表中國人頓悟功夫的啓門書——《六祖壇經》，它正是中國第一本用白話文所寫成的經典。本書的作者（實則為口述者）惠能禪師，係一位不識字而悟性極高的大明師，他能摒除一切文字障，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啓發自心頓悟之功夫，提昇人類內在精神之價值，其一生偉業影響了整個的佛教，也給後代立下成佛的信念。這個新法門，新境界，讓中國思想界帶入了一個新的旅程，也震撼了整個世界思潮」。這對惠能口述的《壇經》，是多麼的推崇？對惠能又多麼尊重？正因如此，更說「身為中國人，欲復興中華文化，起碼要讀九本書」。他說所要讀的九本書，就是曾子的《大學》，子思的《中庸》，孔子的《論語》，孟子的《孟子》，這是代表儒家的哲學思想，亦即一般說的《四書》。老子的《老子道德經》，莊子的《莊子南華經》，這是代表道家的哲學思想。朱熹的《近思錄》，王守仁的《傳習錄》，這是代表理學家的哲學思想。惠能的《六祖壇經》，這是代表佛家的思想理論。我們想想：歷史學者所列中國人應讀的九本書，除儒家、道家、理學而外，還特別列出代表佛家思想的《六祖壇經》，對《六祖壇經》的重視到了什麼程度？身為佛子的我們，能不重視和尊敬《六祖壇經》嗎？能不依《壇經》啓示而如實修行以證悟真理嗎？

六　惠能識字嗎

惠能是中國禪宗的六祖，禪在他的弘揚下，面目逐漸一新，甚至說他是中國佛教革新的大師，但他是不是認識字，中國佛教的一般行者，特別是修禪的禪者，固皆說他不曾讀過書，亦不認識字，就是有名的歷史學者，亦說他是不識字的，此說似已成為定論。可是印順大師《中國禪宗史》第五章曹溪惠能大師，在「不識字」一段中，有與眾不同的看法，認為六祖不如古說，不會寫字，不會看經，因為一個流落異鄉，特別是到南方荒蠻之地，家庭環境不怎麼好，從小就沒有讀過書，在那個不重視教育的時代是極平常的事，就是到現代，不但文明古國，還有很多文盲，就是在經濟不發達國家，也有很多兒童沒有讀書機會。可是六祖大師，說他沒有讀太多書，固然可以，說他全不會讀經，並不盡然。如他聽了別人在念《金剛經》，立刻對經就有所領悟，豈是不會讀經的所能做到？況且他對弘忍說出「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驚人的句子，又豈是不識字的人所能說出？有說這是他的悟性高，善根勃發所致，自然未嘗不可，但說他不識一個字，很難令人相信。曹溪有位無盡藏比丘尼，平時專讀《涅槃經》，對於涅槃佛性義相當愛好，在六祖沒有去親近五祖前，曾經到過曹溪，並與無盡藏尼特別論究佛性問題。這是《六祖別傳》所說，不是隨便說的，假定六祖從來不會讀經，怎能與尼論究佛性義？況且從現在流行的《壇經》看，印順大師說：「惠能對《金剛經》、《維摩經》、《楞伽經》、《觀無量壽經》、《法華經》、《涅槃經》、《梵網經》，都相當明瞭」？這那裏是個不識字的祖師所知？中國佛教徒以及儒家學士，所以一直傳說六祖不識字，想是鼓勵修學佛法者，只要認真的如實修行，就可像六祖那樣得到開悟，研究教理做什麼？閱讀三藏做什麼？人是有其懶性的，因而一般修行的，只要眼睛一閉，雙腿一盤就好，辛辛苦苦的探究佛教理論做什麼？於是僧人漸漸不明白佛法，世人說出家人都是目不識丁！佛教也就一天天的衰頹！如此說來，「六祖不識字」這話，是可不必再這樣傳下去，以免佛教有更多的啞羊僧！

七　禪義的廣狹

禪，並不是禪宗所專有的，而是貫通佛陀一代言教，達摩未來中國傳禪，傳來中國的佛教就已談到禪。因佛教出現印度，印度《奧義書》中就有禪定之法，說禪定法的《奧義書》，在佛教產生時已很有勢力的經典，佛教禪法受這影響，來源當然很早，所以禪不是禪宗專有。

太虛大師於抗日戰爭期間，即民三十二（一九四三）年秋，在四川漢藏教理院為學僧講「中國佛學」，特說「中國佛教特質在禪」一句名言，後廣為佛教學者引說。日本木村泰賢亦說：「離禪而成立的佛教，一個也沒有……離慧固沒有，同時，離禪戒也沒有」。「佛教所說種種教相，諸如世界觀、實踐觀，雖漸次發達，可說一切是從禪定出來」。這是木村在《小乘佛教思想論》中說禪定時所說。在《大乘佛教思想論》中更說：「一切佛教思想，都是禪所考察的結果，由禪的思惟，佛教思想，始得體驗化。離開祈禱，就無有生氣的基督教，離開禪觀，就沒有活潑潑的佛教」。如是，皆從廣義的立場談禪，如禪那、靜慮、三昧、正定等名詞，皆是說的禪，其義非常廣泛，目的在使身體安靜而資精神統一。

太虛大師與木村泰賢所說禪，確皆極廣，不特包涵佛陀一代時教所說各種禪行，甚至可上溯印度古代宗教及哲學者所說的禪。印度古代的人，最喜在深山中，默然靜坐沉思，因而產生很多修禪方法，如無所有處定及非非想處定，就為很多宗教學者之所修習。佛出家後，第一個所訪問的阿羅邏迦藍，就是修的無所有處定，其次所訪問的鬱頭藍弗，就是修的非非想處定。他們認為修此可獲解脫或入涅槃境界，所以當時印度有很多人，從他們學習。

釋尊出家後，雖從他們學習，但經一個時期修習，發現這並不能獲得解脫，於是離開他們，到伽耶山的畢波羅樹下，自己冥坐禪思，經過四十九日，終於體悟真理，完成無上正覺。可知釋尊出家後及證覺前，對禪那都有相當體驗。成佛後展開度生工作，說法四十五年，談三學、說八正道、乃至論六波羅密等，固都說到禪定，且認沒有禪定，持戒絕對不能清淨，無漏智慧不能引發。證知佛的言教，是極重視禪而強調禪的，決不能說禪可離教，在印度弘傳千餘年的大小乘佛法，似未說到禪屬「教外別傳」，對此應有正確認識。

到達摩傳來中國禪，初亦並未離教，如達摩傳法慧可，曾以《楞伽經》授可說：『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傳燈錄》亦說：『祖於付法傳衣之後，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是則初祖傳法，並未離於聖教。其後，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皆以《金剛經》為宗，同樣沒有離教。如依「教外別傳」，認為禪是離教而立，是即忽視歷史事實，當知離教沒有禪的。禪宗最極正視人生，要為眾生解除苦惱，如不能從自心實踐，體會自己所學，是就不能真正學到禪宗，亦即無從體會禪之所以為禪。禪宗真正所傳的禪，絕對通得過教，如教通不過，不是真正禪宗所傳的禪。

後來禪宗行者，不知是放棄或忘記「藉教悟宗」，本於「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言，不但捨棄經典和論書，就是所有教學論議亦徹底廢除，僅向自心探索，專門重視參禪，以求「明心見性」，真成「教外別傳」，把聖教文字看成葛藤，認為只要明心見性，就證自己本來是佛，反對一般意義的教派，反對玄學的討論義理，反對宗教所有儀式。行者要想體認自己的本來面目，只要覺悟自己的心性，只要體驗宇宙人生的真理，修學佛法的目的就可達到，亦明白自己與佛的差別完全泯滅，還要探求佛陀的教理做什麼？且認「明心見性」，知道自己就是佛，佛就是自己，如是法門，是濟人度世的最上乘法，不但禪宗行者重視自心體悟，而且以為所體悟到的，不是自己的創說，是從佛輾轉傳來，不違佛陀的教義，因而為一般人所尊重愛好！

後來禪師，不論在怎樣的時間內，或是在怎樣的區域中，都以如何見性為念，接引初發心的行人，亦即要諸學佛者，怎樣去識得自性，決不同諸行者說佛法理論。《五燈會元》說：「趙州從諗禪師問一誦經僧人：一天看多少經典？僧老實回答說：有時一天看七八卷，有時一天看十卷不等。趙州聽後對該僧說：你不會看經！僧驚訝問：如是，和尚每天看多少經？趙州曰：老僧每日只看一字」。所說只看一字，不是看經上的白紙黑字，是看他的本來面目，亦即看他本來光明清淨的自性，是絕對的親自體驗，並不是當作學問研究。

印順大師〈中國禪宗史自序〉開頭說：「菩提達摩傳來而發展成的禪宗，在中國佛教史，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光輝的一頁」。這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啓示，是值得每個論禪宗的學者特別注意。達摩當然是印度的一位高僧，最初傳來的禪法當然是印度的，怎樣從印度禪演化為中國禪，其間經過歷程，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清楚，《中國禪宗史》對這有很明白的交代，學者如要了知，請看《中國禪宗史》。

現在來談「中國方面，達摩傳慧可，見於《續高僧傳》，是沒有問題的。慧可到弘忍的傳承，現存的最早記錄——〈唐中岳沙門釋法如行狀〉，已是七世紀末的作品。弘忍以下，付法是「密付」，受法是「密受」。當時是沒有第三人知道的。優越的禪者，誰也會流露獨得心法的自信，禪門的不同傳承，由此而傳說開來。到底誰是主流，誰是旁流，要由禪者及其門下的努力（不是專憑宣傳，而是憑禪者的自行化他），眾望所歸而被公認出來的；這就是歷史的事實」。達摩最初傳來的印度禪法，怎麼會中國化而成為中國禪宗，原因在於惠能門下，「發展在江南的，逐漸的面目一新，成為中國禪，那是受到牛頭禪（也就是老莊化）的影響。在中國禪宗史中，牛頭禪有其不容忽視的特殊意義」。在惠能以前，禪雖有變化，但始終保持如來禪，並沒有成為中國的祖師禪。因而，有說神會所傳的是如來禪，惠能所傳的是祖師禪。

人之所以不能了解宇宙人生，只因人們不能真正了解自己。英雄能征服別人，征服天下，聖人不求征服世界，只求征服自己，唯有征服自己始能不為煩惱所擾，是為凡聖差別。修禪就是為要征服自己。自己被征服了，始有力量負起天下人的煩惱與痛苦。